“Across the Great Wall we can reach every corner in the world.(越过长城，走向世界)”这是一封简短的电子邮件。

1987年9月20日，它从北京计算机应用技术研究所成功发往德国顶尖学府卡尔斯鲁厄大学的一台电脑，这封从中国第一次抵达海外的电子邮件，被赋予的历史意义为“互联网时代悄然叩响了中国的大门”。

9年以后，加拿大驻中国大使贝详通过实华开公司的网点，购进了北京燕莎商城的一只景泰蓝“龙凤牡丹”花瓶。

22年后的2009年11月11日，中国第一个“双十一”正式开启，当天在淘宝商城的21个品牌商家推出优惠五折，不到中午，全部库存商品就一售而空。当年“双十一”的销售额为5200万元，一张照片记录着那个时刻，几位淘宝员工每人手拿一张A4纸，上面分别写着一个“5”和7个“0”，还有一位手上拿着挂式钟表，时间指向11点23分。

2018年11月11日，仅阿里巴巴当天的销售额就高达2135亿元，美国《福布斯》杂志13日刊文称，这一数字让西方的传统购物节相形见绌。“黑色星期五”（Black Friday）和“剁手星期一”（Cyber Monday），两者的销售总额还不及“双十一”的一半。

这还没算上京东、苏宁易购、唯品会等电商同行，也没有算上跟随电商平台一起欢度“双十一”的穗金所、团贷网、拍拍贷、可信贷等理财平台，更没有算上保险、外卖、旅行社等等各行各业在线上过节的成绩。

三年前，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曾报道称，中国互联网企业已将普通智能手机变为无现金交易、银行转账、贷款和投资平台，其应用范围已远超在美国所普遍使用的功能。

“许多中国人使用一个手机客户端就可以购买货币基金、餐厅AA付款、为出租车和外卖等各种服务付费。”文章写道，“在中国，你会看到许多第一次用于移动和互联网平台的东西。”德勤（中国）会计师事务所金融部主管蒂姆·佩吉特彼时做出这样的预测：中国消费者也许不久就能通过他们的手机购买汽车和保险。他认为，中国互联网金融的应用范围将远远领先于世界其他地方。

他预见的，三年后都发生了。

然而，如果三年前的中国“互联网＋”还站在风口，那么三年后的今天，当互联网已经成为很多人赖以生存的工具，金融和互联网早已日渐融合，“互联网金融”这个词，已经开始渐渐退出舞台。

互联网金融的土壤

2009年第四季度，中国联通把苹果iPhone手机引入中国。那时候的中国联通3G网络刚刚迎来一定规模的放号潮。

“苹果智能手机在全球引发了手机革命，但是由于IOS系统的封闭性，中国智能手机起步较为落后；随着Google公司发布Android系统后，由于Android系统自身的开源性，使得中国许多手机厂商都纷纷进入智能手机领域，在全国引发了一场手机革命行动，这三年中国智能手机出货量年均增长110%。”有陆媒分析，并称2011-2013年是中国智能手机出货量高速发展的三年。

2015年，中国手机用户向4G设备转换，iPhone 6和6 Plus的上市，把iPhone在中国市场的出货量推向峰值，鼎盛时期，中国市场占到iPhone全球出货总量的25%。随后，在国内智能手机品牌的冲击下，iPhone的市场份额一路下滑，国内智能手机品牌的崛起，让更多人使用智能手机成为可能。

不少人把中国互联网金融发展快速的原因，归结于智能手机终端的普及。据美国媒体机构Zenith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到2018年，中国智能手机用户数量将位居全球第一，达到13亿人。

在中国，现在几乎可以在任何场合看到人们的目光专注于手机屏幕，为此还新诞生了“低头族”一词，即无论何时何地都“低头看手机屏幕”，好把零碎时间填满的人们，他们“只顾低头看手机而冷落面前的亲友”。

有机构称，在2018年，移动设备将占据人们73%的上网时间；到2019年，移动设备将占用人们76%的上网时间；而这一数字在2017年为70%。

这个族群在中国同样适用，甚至有人认为在中国“低头”的特征尤其明显。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在媒体上出现国人地铁看手机和欧美人在看书的对比照片，随后就有媒体戳破，称这是因为欧美很多国家地铁里面并没有信号。

近两年，包括国际舆论在内的多个声音称中国互联网的发展、以支付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已经超过很多发达国家。

“个人消费者偏好慢慢在发生变化，人们开始越来越依赖移动支付场景，这种庞大的场景是倒逼金融科技发生变革的重要依托，催生新的模式和业态出现，在这方面，移动设备的用户群体的庞大确实是中国相对于海外的优势所在。”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助理杨涛说。

但是他坦言，一方面中国互联网金融的发展确实在某些领域得到全球范围内的关注，但另一方面，并不能因此就简单地说中国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超过全球很多发达国家的水平，毕竟互联网金融发展飞快的原因中，过去很多年来传统的金融体系对长尾用户覆盖的缺失占据了相当的部分。

他进一步分析，“从供给端来说，过去的五年，技术的冲击和影响在金融领域的确在逐渐加快，且影响和冲击越来越大，不断地催生出新模式和新业态。资本的驱动也是这些模式和业态的重要驱动力，但要指出的是，资本的力量一方面可能给新的商业模式和金融模式带来快速发展，而另一方面也会产生短期内追求现金流的影响，比如共享单车领域。”

杨涛表示，供给侧的另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是制度规则，也就是监管。“必须承认的是，这些年虽然金融监管体制在不断完善，但是也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给了新金融一些发展的空间，在欧美发达国家，这种空间就比较小，因为他们原有的金融体系相对比较完善，可探索的短板和空白地带相对较少。”

而上述处于需求端的消费应用场景拉动的金融创新，还意味着，并没有更多体现技术驱动型的创新模式出现。

所以他认为，应该理性看待这些“瞩目”，而不是盲目通过互联网金融的发展速度来下论断。

行走的二维码

移动支付在中国，确实让人咋舌。

铺天盖地的二维码，被认为是互联网金融爆炸式发展的第一步。

2017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宣布，每天8万张门票全部在网上销售，不再进行现场售票。现场设置大量的二维码引导牌，所有工作人员均配备便携二维码。据称，每天有15000至20000人可通过现场手机扫描二维码购买当日门票，数量相当于开放30个售票窗口高峰时段两个小时的售票工作量。

如今的景区，已经很少出现没有二维码、只能用现金的情况。

不只是景区，如今的中国，除了少数偏僻或者特殊的地区，几乎可以在吃穿住用行的任何场所，看到熟悉的二维码。

外媒这样报道，“北京街头，留着平头的瘦削乞讨者赵沈吉（音）在一家杂货店旁乞讨，他给习惯依赖智能手机的北京居民提供了一个便捷的施舍方式。这位乞讨者面前的纸板上写着‘推荐使用微信支付’。这是当下趋势的一个写照。通过微信之类手机服务进行的支付正风行全中国。在赢得网购支付的最初阵地之后，移动支付进军实体店支付领域，并迅速成为很多中国人支付各种东西的手段。”

一家外资行的高管，从香港来到内地后，惊异于这种移动支付带来的便利，“你基本上带一个手机就可以走到任何地方，做任何事。”随后，她以此作为该行发力数字化战略的开端。

多家外资行从2017年开始尝试跟中国的支付巨头合作，友利银行、韩亚银行、东亚银行、恒生中国、渣打银行先后宣布接入微信支付。

支付的便捷还被带到国外。2015年，蚂蚁金服开始输出技术，在“一带一路”沿线上9个国家和地区建设本地版的支付宝。微信支付的海外版图则是要专注于在热门的境外目的地的中国出境游游客，目前已经进入到25个国家。

咨询机构贝塔在2014年初发布的《2013年中国第三方支付报告》称，当年中国第三方支付的交易规模为17.2万亿元，同比增长38.7%，随后该机构判断，“在现有格局下，全行业将进入稳定增长时期，预计未来三年均会保持35%左右的增速。”但在2014年，第三方支付的交易规模就同比增长了391.3%。

根据该机构统计，2013年线下收单业务依然占交易规模的59.9%，互联网支付占比为31.2%，移动支付经过“暴增”，比例才增至7.1%。

这一格局从2015年开始发生巨变，到了2017年，虽然对第三方支付市场数额统计各家并不相同，但有机构的数据则多少可以看出大致的趋势：2017年中国155万亿元的第三方支付市场中，银行卡收单规模已降至18%，PC端互联网支付比例从2013年的32%降至17%，而移动支付占比从2013年7.2%提升至2017年64%，该机构甚至判断“未来三年移动支付有望进一步取代银行卡收单。”

参与市场的主体更是发生了巨大变革。

在2013年核心企业市场份额中，银商市场份额为39.8%，支付宝为21.2%，财付通占比为7.7%，其余支付公司均未超过7%。而到了2017年末，支付宝和微信两家的市场份额已经达到94%。

支付是互联网金融的通道，这点传统金融机构当然明白。

从刚开始的大意，到丢失份额的敌意，再到压制乏力的失意，传统金融机构用了几年的时间，然后一边跟第三方支付机构握手，一边回抢，是为“竞合”。

2016年12月，银联正式发布“银联二维码支付标准”，宣告加入战局。在2012年还占据中国线下银行卡收单市场90%以上市场份额的银联，在意识到份额流失后，也开始联合多家银行登上公交、地铁，走进酒店，推出扫码支付、银联闪付反击，在多个场景抢夺支付市场。

一年后，央行发布《条码支付业务规范（试行）》，称银行、支付机构开展条码支付业务涉及跨行交易时，必须通过人民银行跨行清算系统或者具备合法资质的清算机构处理，且实施时间为2018年4月1日。

当时就有媒体评价“利好银联”。

在此之前，由45家机构共同出资组建的“网联清算有限公司”成立，这家非银行支付机构网络支付清算平台成立的目的是，支付机构所有交易中途必须通过“网联支付平台”处理，然后再由网联连接银行，可确保每笔交易的记录和可追溯性。因为被市场称为“网上银联”，所以也同样被评价为“与银联关系微妙”。

2018年4月1日，中国银联与腾讯财付通正式开展微信支付条码支付业务合作。随后虽有支付宝将在条码支付业务上接入银联的消息传出，但双方均未确认，5月，支付宝宣布接入网联，9月11日正式与银联签约。

尽管有大量对于银联、网联和支付宝、微信的评论使用“收编”和“入编”，并戏称央行厚此薄彼，但业界普遍认为，此轮操作对于支付行业防范风险、更加规范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双十一”是每年网络支付的“大考”，2018年购物节结束后，网联平台在次日宣布，11月以来，支付机构和商业银行合作开展的网络支付业务中，已有超过90%的跨机构业务通过网联处理，“断直连”已经基本完成。

支付新业态形成后，格局是否会出现新的变化，并没有人能够给出肯定的答案，但可以明确的是，这条通往互联网金融的通道，在不断修缮后，会带来更多的操作和想象空间。

正如2018年11月16日中国银联党委书记邵伏军在第七届中国支付清算论坛上的发言，“总的来看，当前以及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支付行业发展的空间和机遇仍然很大。”

丢失的阵地和传统机构的觉醒

早在支付悄然生变的时候，互联网金融也随之萌芽。

余额宝的出现，让这个萌芽迅速长大。

即便是传统金融机构的人，现在回想起来，也会用互联网金融市场“变天”来形容余额宝的出现，对于它的地位和历史作用，业内取得了惊人的一致。

2013年6月，蚂蚁金服推出余额宝货币基金，其基金管理人天弘基金，也因为这款产品一夜爆红。

零钱理财、一元起购、操作灵活、随取随用，这种便利并无先例，撕开了人们对于理财的认知。那时候的银行理财产品，还是最低5万元起购，且大多不到期不能取出。

成立时，余额宝规模只有2亿元，半年后，阿里宣布，截止到2013年12月31日，余额宝的客户数已经达到4303万人，规模为1853亿元。这一数据到了2014年达到5789.36亿元，用户数增加到1.85亿人。

从余额宝开始，理财的概念才在普通人之中扩散。

最初，对于蚂蚁旗下的支付宝，大多数人还没有完全信任，毕竟在过去的几十年中，银行是资金的唯一安全港。先试几百元，当眼睁睁地看着收益数字每天不断增加时，人们才意识到，原来再少的钱也可以“生钱”。

另一个互联网巨头也随后加入战局。

2014年除夕夜，微信中来来往往的红包，让数百万微信用户“沉沦”。据统计，当晚参与红包活动的总人数达到482万人次，最高峰出现在零点的瞬间峰值达到每分钟2.5万个红包被拆开。

微信支付的局面瞬时打开，并在接下来的时间内，逐步冲击理财市场。

慢慢地，存款一点点从银行流出，转入余额宝，转进微信。

直到2017年底的1.58万亿元，余额宝一路快跑，但从2017年开始，余额宝一再限额，在2018年一季度末余额宝规模为16891.84亿元，据悉，较前一季度，规模增速进一步放缓至6.9%，当季度增速为成立以来同比最低。

虽然额度不断降低，七日年化收益率也从逼近7%回落至正常的4%，甚至跌破3%，但这并没有影响人们对余额宝的依赖。而且尽管各家基金公司推出了各种类余额宝产品，收益甚至高于余额宝，但是在限额初期，还是会有人等每天9点发售时间抢额度。

除此之外，人们早已开始寻找其他收益更高的理财方式，P2P的崛起，互联网金融平台的涌现，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4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12月，中国购买互联网理财产品的网民规模达到1.29亿人，同比增长30.2%。

“现在想想，以前钱都是放在银行，发了工资以后就在银行卡里，里面的钱多了就集中存一次定期，太亏了。”很多人回想起来只把钱放在银行的日子，都会有类似的想法，现在的人们好像在回忆很久远的年代。

但是那个时代才刚刚过去几年。

此后，虽然各家银行恍然大悟后也开始进军支付和发行类余额宝产品，却都难以逆袭。

“2017年通过银行管理的流动性资金是40.1%，到了2018年只有33.1%，超过一半的用户把流动性资金放到微信、支付宝等互联网金融平台上去理财。”在与腾讯CDC合作发起的银行用户体验联合实验室成果发布会上，微众银行直通银行部总经理助理刘江说。

过去的三年中，这个实验室开始跟多家银行合作进行用户调研，希望得到“用户发生了哪些改变？”“银行未来怎么办？”这些问题的答案。2017年有28家银行参与，2018年增加到36家，这些银行把调研问卷挂在自己的公众号上，也放在了线下的网点。

“有一家银行原本没有在我们这个合作的名单中，但是后来找到我们，希望我们在2017年数据的基础上，为他们银行的用户体验打分。”刘江笑着说，“可见对于银行来讲，他们试图寻找各种突破方式的需求也非常迫切。”

1.3万份左右的有效问卷统计显示，大部分用户除了在转账、汇款方面仍然使用银行卡号以外，其他无论是理财还是消费贷款都对支付宝和微信有相当程度的依赖。

积极理财，迫切获得收益的人比例在不断上升，而他们已经习惯了看着自己账户的数字在互联网金融平台上一点一点地增加。

“虽然很多银行理财产品的门槛已经从5万元降到1万元，各家也几乎都有零钱理财的产品，但从用户的反馈来看，他们还是认为银行收益低、门槛高。这么多年，银行给客户留下的印象，可能不是短短一两年的优化就能扭转的趋势。”刘江坦言。

一些受访用户称，如果银行理财也能像互联网金融平台一样简单方便，出于安全性高还是会考虑银行。但这种认为银行更加安全的观念也正在发生改变。“2017年的时候，用户的反馈还是多少会觉得支付宝和微信不如银行安全，但是，2018年持有这种观念的用户在减少。”

而此前多年“熟人借钱”的救急方式，也越来越开始依靠互联网金融平台来解决，“花呗、白条还有各家分期平台那么多，我何必再去欠人情、花时间去找熟人借钱？”最近一两年，越来越多的人有这样的想法。

一位传统银行的相关负责人说，“目前平安、招商等银行在移动客户端已经做得很不错，他们正在用新的思维模式，让用户在理财和信用贷款方面的体验更好，也确实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他坦言，“更多的银行，还存在不小的差距。”

问题与解题

麦肯锡（香港）咨询公司的董事兼执行合伙人倪以理（Joe Ngai）曾表示：“互联网金融的机遇与风险是成正比的，这意味着机遇与风险都很大。”

从2013年开始的五年中，这样的观点被不断验证。

“如果说2013年前后到2014年，新的互联网金融平台、组织、现象不断涌现对原有的金融市场是一种‘鲶鱼效应’，影响偏正面，那么2015年开始，就进入了问题阶段。”杨涛说。

2015年，十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把当时市场上存在的组织、产品进行归纳，确立了互联网支付、网络借贷、股权众筹融资、互联网基金销售、互联网保险、互联网信托和互联网消费金融等互联网金融主要业态。

这被视为是互联网金融确定身份的纲领性文件。

互联网金融领域的升温，把原有隐藏在线下的非法集资、传销等骗局也同时吸引到线上，他们披上“某某金融”的新外衣，继续发放“毒药”，以被定性为非法集资的e租宝为代表，但人们却把锅甩给了漫天遍地的P2P。

“当然，出现问题的平台里有一些原本就是打着互联网金融旗号的非法组织，但也确实有探索创新的过程中，忽视了金融活动自身风险管理、现金流匹配、负债管理等专业门槛的平台，一旦出现外部的挑战，由于专业水平不够，便难以为继。”杨涛所说的情况，也是很多互联网金融平台跑路、倒闭背后的真正原因。

很多非专业领域的人，轻易进入金融市场，让问题变得复杂而多样。

那一时段的监管，开始介入P2P领域大力集中整治。

一位业内人士曾坦言，“刚开始，因为P2P规模很小，所以风险有限，所以监管并没有立刻干预，但在2015年，虽然规模仍然不是很大，但由于波及范围比较广，影响比较大，所以监管才出手。他们希望这个行业走向规范的路径，但效果并不理想。”

这位人士后来离开了这个行业，不做网贷，而是转做系统、软件、技术咨询和研发服务。

“因为出现的问题太多，很多监管层需要时间去想清楚，如何规范、怎么治理，这个过程，行业内的从业人员可能会面临很多不确定性。”他说。

他的预料是对的。

此后的2016年，尤其是2017年，对于互联网金融领域的相关整顿开始加码。

“这其中伴随着对整个中国金融业自身的反思，原有的金融体系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跟互联网金融交织在一起，变得更为复杂。”杨涛说。“我们可以看到在互联网资管、信托、支付等各个领域，监管层都在逐渐规范和约束，强化整顿。”

2017年2月，从证监会到山东当省长的郭树清回到北京，赴任银监会主席。在3月的一场发布会上，被问及如何看待互联网金融时，郭树清回答，“互联网金融还没有尝试过，以后看情况吧。我们家里有人很熟悉这个业务，尝试过很多，比方网上购物、余额宝，还有扫码支付。”

但是他同时强调，“对实体经济很有帮助，但一定要注意风险。”

一年后的他，显然已经对此前“没有尝试过”的互联网金融有了更明确的表态，“对于各种违法违规的金融活动都必须坚决制止，一定要普及金融知识，提高百姓对金融风险的识别意识，防范金融欺诈。”

郭树清同时表示，银监会将继续聚焦影子银行和同业理财，重点关注交叉金融风险的整治工作。“我们也特别注意到，信托和互联网金融还是我们的一个薄弱环节，2018年还要继续加大力度、加强整治。”

“可以看到目前的互联网金融已经跨入第四个阶段，前期的整治和规范都已经落定，制度和规则的思路越来越清晰，一些前期的灰色地带开始逐渐明晰。”杨涛说，但在监管方面，仍然面临诸多挑战。

“监管核心是防范风险，但难点在于要对风险进行更加细致的区分和把握，不仅仅是中国，全球的金融监管都面临这样的问题。过去我们关心系统性风险，避免出现大规模的、对整个金融系统可能出现冲击的因素，同时我们也需要日常关注非系统性风险，虽然爆发在局部，有的也可能对系统造成影响。同时，新技术、新业态出现后，很多是跨监管部门的，风险具有隐蔽性和快速传染性，如何更有效的把握和防范，也是全球范围内都待解的难题。”杨涛说，同时进行从主题监管到功能监管的转化，以应对混业交叉的问题，也需要对新技术有更深的理解。

“尤其是很多具有中国特色的问题，我们在快速演进的历史时期，各种规则、消费者保护体系、金融投资文化等都存在不足，大家把希望寄托在监管身上，但很明显，仅仅靠监管是解决不了的。”他坦言。

“互联网金融”再见

2018年9月17日，京东金融更名为京东数科。

此前4月的博鳌论坛上，京东金融CEO陈生强就表示，今后京东金融不再做金融，而是“从自己做金融变成帮别人做金融”，变身科技公司。

从2017年开始，陆续多家互联网金融平台更名，名字当中的“金融”“金服”等字眼开始消失，“科技”字样越来越多地出现，并有多家公司强调自己是一家科技公司。

国内媒体把这一进程称之为进入“Fintech3.0”阶段，“以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更为前沿的技术作为支撑，新金融体系以虚拟方式替代物理方式，在支付、借贷、证券交易和发行、保险、资管、风险与征信等领域，金融科技开始以科技的驱动来逐步变革金融，重构金融生态圈。”

杨涛称其为“告别互联网金融时代”，进入“金融科技阶段”。“技术将对金融效率与安全起到巨大的改善作用，并逐步外溢至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促进新经济和新的增长方式。”

最早提出互联网金融概念的时候，学界就对此持有非议。几年中，“互联网金融”这个词正在消失，并已经基本说服绝大多数的从业人员。

他认为，未来行业会逐渐划分为四类机构。

一类是主流的金融机构，银行、证券、保险等，在合规的前提下，充分拥抱新技术，“这部分一直是金融科技创新的主体，在全球范围内都是如此。”第二类是纯技术企业，通过技术输出，服务金融机构和类金融机构。“第三类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类型，就是大的互联网企业，阿里、腾讯、百度、京东等，他们既有持牌的金融业务，也有服务于金融机构和类金融机构的技术输出。”杨涛说，“最后一类就是单纯做类金融业务的P2P、众筹等平台，通过合规化，达到风险可控，并充分利用新技术解决业务流程的难点。”

整个金融体系中，各自找到自己的定位，可能会是互联网金融时代的告别方式。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凤凰周刊智库（ID：fhzkzk），记者：曹蓓，编辑：王毕强。原文刊登于《凤凰周刊》第676期，另有系列报道《互房联网消费金融放贷规模及发展阶段》、《大陆互联网金融圈：五年，五人》，完整版请购买杂志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