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一人离职，一夜之间，硅谷成为中国互联网热议焦点。

2019年11月13日，沈向洋宣布即将2020年2月1日正式离职，该消息一出，刷爆了微博、朋友圈。

世人无不感慨，微软、亚马逊、谷歌、苹果、Facebook等硅谷科技巨头核心层中，再无华人高管。

时光倒流20年前，李开复、唐骏、张亚勤、杨致远、陆奇等华人曾在硅谷呼风唤雨，成为华人精英人才站在科技互联网浪潮之巅的最好体现。

20多年沧海桑田，沈向洋的离职，不仅是一次互联网企业的高层人事变动，更是给硅谷巨头企业中的华人高管时代划上了一个句号。

黄金年代：站在科技浪潮之巅的硅谷华人

这段终于沈向洋的硅谷过往，从沈向洋的职业经历就可见一斑……

1996年，加入微软研究院；

1999年，联合创立微软中国研究院；

2004年，微软亚洲研究院院长；

2007年，微软全球资深副总裁；

2013年，微软全球执行副总裁。

这是关于沈向洋职业发展轨迹最简洁的归纳。这位毕业于卡内基梅隆大学计算机科学学院的机器人技术博士，从微软研究员到微软全球执行副总裁，他耕耘了23年。23年中，微软亚洲研究院、必应搜索引擎、交互机器人等，都是沈向洋向外界展示的最直观的功劳簿，助力微软在AI时代成了起步早也走得最扎实的互联网企业。

而沈向洋只是20年前，众多华人精英人才站在硅谷科技公司浪潮之巅的代表——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是华人精英踏进硅谷的集中时期，除了陆奇、唐骏、李开复、张亚勤这样的职业经理人，还有众多来自中国的第二代移民工程师与创业家的身影，比如雅虎联合创始人杨致远、英伟达(NVIDIA)创始人黄仁勋、YouTube联合创始人陈士骏。

他们以让外界瞠目结舌的成就，在青年时就声名大噪、掌握世界顶尖科技企业的大权。比如在沈向洋进入微软第三个年头之后，同样进入微软的张亚勤。这位从哈佛走出的博士生，先是回国加入了微软中国研究院，并在一年后成为了微软中国研究院的院长兼首席科学家，那一年他不过34岁。

2004年，张亚勤迎来了在微软的职业巅峰——升任微软公司全球副总裁，进入微软决策层，成为比尔·盖茨的智囊团核心成员，盖茨告别晚宴上唯一邀请的华人。而其负责统领的微软全球移动通信及嵌入式产品业务，成为了微软当时最核心的七大部门之一。

2006年~2014年，是张亚勤最繁忙的日子，时任微软全球资深副总裁他成立了微软亚太研发集团，科技初创企业成立了微软风投加速器，孵化超过200家创业公司，让微软在人工智能、虚拟现实、自动驾驶等领域看见了更多可能，也成为了推动全球科技发展的创新力量。

另外一点非常重要，却常常被外界所忽视的是——那就是微软中国90%的事情都由中国区决定，10%的事情留给总部。除了微软中国，目前没有一家跨国公司能这样，这是微软中国和其他绝大多数跨国公司本质的区别，这背后无疑有着张亚勤的功劳。

回头看去，这些华人在硅谷科技巨头企业，担任顶梁柱力量，展现职场魅力的黄金年代背后原因很多，当初无一不是万中挑一的人才，可谓精英中的精英——比如张亚勤，12岁就成为当时全国最年轻的大学生，23岁进入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电子工程专业攻读博士学位，31岁已是美国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学会百年历史上最年轻的院士，这些看上去只有小说中的男主角才能实现。而正直全球科技、互联网发展鼎盛时期的硅谷，也因此对精英人才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而地球另一端的中国，互联网发展刚刚萌芽，对于顶尖科技人才的吸引力远不及硅谷。对于硅谷科技巨头来说，除了精英人才带来的能力本身，还对飞速发展、肉眼可见巨大的中国市场充满渴求，需要来自不同地域、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本土人才，去打开异域市场的大门。

比如李开复，一直就承载着这样的使命。无论是1998年在微软中国研究院，成为微软中国战略设计师之一，还是2005年成为谷歌全球副总裁，主导谷歌中国研发中心的诞生，其背负的使命之一，就是为进入中国市场打开一扇大门。

当然也有不同的华人高管，陆奇走进硅谷，就代表了华人在职业技能、管理能力以及创新开拓能力的欣赏与肯定。

1998年，是杨致远成为《福布斯》高科技领域华人首富、雅虎在全球科技领域如日中天的这一年，陆奇来到了雅虎。来到在雅虎勤勤恳恳9年之后，陆奇升任雅虎执行副总裁，这是对这位曾在IBM实验室埋头研究，在学术界发表了一系列高质量研究论文，又持有40多项美国专利专业人才最大的认可。

2008年，那个在今后日子里最赏识陆奇的鲍尔默接班盖茨成为了微软CEO。陆奇也在这一年来到了微软，加盟微软后，陆奇成为微软四大业务部门负责人之一，掌管一支10000多人的技术团队。因工作能力出色在2013年出任微软集团全球执行副总裁。微软前CEO鲍尔默曾这样评价他：集资深专业技术知识、出色的领导能力和广泛的商业知识于一身，是罕见的业界奇才。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那个时代，硅谷鲜有印度裔高管，提到来自东方的科技精英，人们最先想到只是华人。

在那一段全球科技腾飞的峥嵘岁月，那些参与、见证、引领互联网浪潮之巅的华人精英，之于微软、谷歌、雅虎等引领世界科技发展企业的重大作用，之于这些科技巨头进入中国市场的意义，硅谷不该忘记。

结束是另一个开始

2000年之后，腾讯、百度、阿里巴巴等极富潜力又成长快速的互联网企业开始登上世界舞台，科技的发展促使这些企业有了挑战世界的勇气，因此，华人精英们也开始了书写他们离开硅谷之后的新故事。

在硅谷谢幕，不意味着事业的结束，华人高管将目光投向中国，归国成为他们人生的一个里程碑。

2004~2010年，是华人高管归国第一阶段。

彼时，中国互联网虽然实力偏弱，但星星之火依然明晰，淘宝崛起成为电商行业霸主、盛大迎来高光时刻，互联网创业成为人心所向。

唐骏2004年从微软退休之后，归国加盟盛大，在其主导之下先后收购了边锋、起点中文网等企业，入股了Actoz Soft、新浪等公司，并与百度、EMI等结成战略合作伙伴。

2009年9月，李开复宣布从谷歌离职，三天之后创办创新工场：“真心帮助年轻创业者、坚持做技术型投资人，让中国创新得到世界尊重。”

根据IT桔子数据，创新工场管理四支美元基金和三支人民币基金，总规模约 150 亿人民币，前后投资了豌豆荚、应用汇、知乎、美图秀秀、摩拜单车、旷视科技等知名企业，截至2019年9月2日参与 437 起投资事件，其中上市退出案例 5 个，并购退出案例 17 个。

第一阶段，归国人数并不多，到了2014年迈入第二阶段，人数才陡增进入高潮。

一部分来自国内互联网巨头的挖角。首先是张亚勤加入百度任总裁，直至2019年10月才从百度退休。接着是陆奇于2016年9月宣布从微软离职，归国后投入百度怀抱，担任百度集团总裁兼首席运营官，只向李彦宏一人汇报工作。彼时，百度确定人工智能为未来的战略发展方向，精于此道的陆奇成为百度最核心路线的执行者：“All in AI”。

之后，李飞飞、李佳、葛宏、张溪梦等纷纷因各种原因离职。一直到如今，沈向洋离职。

有意思的地方是，这些华人高管从硅谷科技巨头离职之后，并没有选择在功成名就的地方继续他们的梦想——杨致远2012年辞去了雅虎一切职务，直到2014年进入联想董事会，才有了新的归宿；葛宏于2017年离开Airbnb，归国创立了民宿预订平台“悦宿”；张溪梦于2015年离开领英，回国创业了数据分析公司GrowingIO；2018年，李飞飞与李佳离开谷歌，不约而同选择落脚斯坦福大学。

这些离职的华人高管，为何无一人选择在硅谷创业？

这里面有多方面原因，Zoom 创始人袁征就说：“当年我们做的WebEx 被收购，不是因为我们想卖，而是因为你作为一个华人再上不去了。”

看不见的“玻璃门”，制约了华人高管在硅谷创业的上限。

抛开文化隔阂不谈，中国市场才是互联网时代的中心——李彦宏回国创办百度、张朝阳回国创办搜狐，都早就被证明了成功。

印度裔取而代之

所以，现在人们不得不面对一个尴尬事实——目前的硅谷科技巨头，再也没有多少华人能在其中担任高管职位。甚至有媒体的说法是，硅谷巨头再无华人高管。

这种说法有待商榷。2014年，Facebook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在清华大学用流利的中文进行了全中文演讲，当时这场活动主持扎克伯格对话的就是毕业于清华大学、当时担任Facebook技术总监的华人工程师魏晓亮。2016年，魏晓亮出任Facebook工程副总裁。不过，此后再无魏晓亮公开消息，目前难以得知是否仍在Facebook身居要职。

此外，去年亚马逊消费者零售CEO杰夫·威尔克（Jeff Wilke），曾任命华人女高管王云燕（Yunyan Wang）为自己的影子顾问。不过相比陆奇、沈向洋等前辈，王云燕显然江湖地位暂时难以相提并论。

事实上，现在还有执掌英特尔中国区十多年的杨旭。不过，杨旭与沈向洋、陆奇等人明显不同，尽管他已在英特尔30多年，却是从一名负责在华本地个人电脑OEM业务的销售经理做起。

不管如何，对于硅谷而言，华人高管至少现在来说，都是一个过去式了。

华人高管逃离硅谷，原因很多，但最关键的一点其实是，与20多年前相比，如今华人工程师虽然基数大得多，但其精英程度，恐怕与当初那批还有差距，而且性格与如今硅谷不合有莫大关系。在宇沃资本美国董事长黄征宇看来，他所接触过的华人往往对自己的评价是，“我们的中华文化就是比较内敛，我们不太会为自己争取利益。”

将这一点放在硅谷就显得尤为致命。

“顶级企业里的华人比例并不低，尤其是在加州硅谷，但高比例并不代表华裔有很高的地位。相反，顶级企业里的华人因为一方面只注重个体优秀，缺乏组织性和互助精神，另一方面不习惯为自己的利益站出来发声和抗争，整体表现远远落后于其他少数族裔。”黄征宇在一篇文章中如此说。

华人员工超强的个人能力让其迅速升职，但这也让他们认为一切全凭自己的专业能力和业务能力，与他人无关，甚至吝于分享自己的经验与见解，这也很难让他们晋升为高级管理层。

以英特尔的华人前高层主管虞有澄为例，当被人问起自己对华人员工的发展有何看法时，他是这样回答的，“这个啊，你自己好好工作就是了。”

与之相比，同是美国公司“少数派”的印度裔员工则截然相反。

彼时，最早远渡美国的那一批印度IT精英被普遍认为只能在留在后台做工程师。但现在，像谷歌、微软、Adobe这样的顶级科技公司，它们CEO级别的高管已全被印度人拿下。且在硅谷，如今已有1/3的工程师是印度人，甚至硅谷中高层管理者的15%都是印度人。

有观察人士认为，“印度裔在硅谷崛起，固然有自身能力因素，最根本的却是能‘抱团’。”因为团结又喜欢互帮互助，印度高管往往不会选择单打独斗。英特尔内部甚至流传有这样的说法，“如果你请了一位印度管理人，他可能会把整个村子都带来。”

某种程度来看，如今在印度国内，难有比拟中国互联网市场的机会，因此印度精英“被迫”留在硅谷，但更因印度高管超强的凝聚力和个人领导力。

这或许是羡慕不来，也不用羡慕的。毕竟，现在的各大硅谷巨头，在经过几十年对中国市场的布局后，大概也不需要张亚勤、李开复似的中国开拓者了。